为什么各种土地管理的制度创新都不能禁止土地违法行为，甚至使之反弹？学者赵燕菁认为原因有二：第一，中国正处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体现在政府职能上，往往是开发与服务并重，甚至开发的职能更重。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公共服务的收入渠道和方式上，中国地方政府不像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有财产税（物业税）这一可持续的经常性收益，因此，只能依靠一次性的土地收益来提供公共服务。因而，大力招商，鼓励工业就成为地方政府扩大地方收益，维持公共服务的不二法门。

　　赵燕菁的这一解释触及了地方土地违法行为的本质。地方政府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获得收益。一是对行政辖区内的经济活动收税；二是直接出让配套了各种基础设施的土地。问题是，分税制改革后，由于大部分公共服务都下放给地方政府，而在现行税制下，地方无法在增值税中占到大头，且除了少量个人所得税外，也无法直接向居民征税。这样，企业而非居民就成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纳税人”。并且在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间接地为地方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所以，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围着企业家转，并非由于其特别喜欢企业，而是由于缺少财产税之类经常性的主体税源，地方就只能依靠一级土地市场一次性的土地收益获得收入。

　　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必须保住18亿亩耕地这个底线不能突破。而从上述分析来看，除非地方政府能够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经常性的财产税，直接为其提供的公共服务定价。否则，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冲动不可能得到扼制，土地违法案件还会有增无减，要想守住18亿亩耕地这个底线，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