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规定：内资、外资企业使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新税率确定为２５％。

　　如果草案在本月１６日的表决中获得通过，也就意味着在华外资企业长期享受税收优惠的时代终结。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低税率一直是他们招商引资的“法宝”，面对这一“法宝”威力的减弱，他们持怎样一种心情？在吸引新一轮外商投资中会有哪些新的举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几位全国人大代表和相关专家。

　　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影响不大

　　内外资企业统一税率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影响不大，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代表和专家比较一致的看法。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招商局副局长乌哈图在电话里告诉记者，鄂尔多斯市引进的大都是国内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引进外资数量相对较少。去年吸引外资金额仅为５．１亿美元，而国内企业在鄂尔多斯总额则达到２９０亿美元。“对我们的招商引资没什么影响。”乌哈图说。

　　“对海南吸引外资影响不大。”海南代表团代表周松认为，“两税合一”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吸引更多的优质外资项目投到海南。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杨晓堂也赞同这一观点。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对外资企业来说，虽然税率从原来的１５％提高到２５％，但２５％的税率与我国周边１８个国家和地区平均２６％的税率相比，属于适中偏低水平，对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同样具有竞争力。

　　不同地区吸引外资应因地制宜

　　“事实上，税收优惠已经不能成为吸引外资的惟一法宝，跨国公司看重的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他们往往从自身的全球战略利益角度，综合投资环境、人力资本供给、产业集聚效应等多种因素选择地区去投资，因此，地区上的差别，导致东西部在引进外资方面差距明显。”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他认为，在这方面拥有优势的东部地区，“招商选资”的时机比较成熟。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开始从被动接受向主动选择外资转变。一些高能耗、高污染、占地多、附加值低的项目被拒之门外，促进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高新技术领域投资增速较快，化工、计算机等科技含量高的项目增多，规模扩大。

　　对于经济不够发达的地区，王一鸣建议，地方政府应从对硬环境的建设转向投资软环境的塑造上来。把着力点放在改善人力资本条件，培养产业集群上。最重要的是吸引战略投资者、扎根性的企业。

　　杨晓堂认为，西部对外商的吸引力更多是在资源方面，特别是它正处于改革的初期，后发优势的吸引力更大于税收上的优惠。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西部地区一些政府的决策者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乌哈图告诉记者，鄂尔多斯市依托煤炭、天然气两大“王牌”资源，重点发展煤化工、天然气化工、氯碱化工产业，并有选择地承接发达国家和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使能源重化工产业成为当地又一重要经济支撑点。

　　记者去年在鄂尔多斯市调查时发现，他们不仅在硬环境建设上下功夫，在软环境上也做了大量工作。为让投资者搭上直通车，鄂市政府组建了投资者服务中心、投资投诉举报中心和投资信息咨询中心，实行“一厅式”审批、“一站式”受理和“一条龙”服务。

　　防止为追求政绩而盲目引进外资

　　“两税合一”为内外资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竞争平台，但专家提醒，吸引外资规模的增减可能牵动相关部门的政绩。同时，沿袭多年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格局将发生变化，这会让相关地方失掉继续独享这种“级差地租”的机会。

　　“两税合一”还将对内资外流然后回流的现象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尽管这种“假外资”减少是我国国民经济之福，但在现行政绩考核体系下，“假外资”减少导致利用外资账面统计数据下降，却很可能导致招商引资管理部门不公平地承受额外的压力。

　　对此，商务部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研究部副研究员梅新育曾撰文指出，要淡化政府招商引资压力，让政府各个部门真正各司其责，心无旁骛地投入管理公共事务的“正业”。

　　财税体制和投资体制都是相关联的。有些地方政府总觉得，政绩考核指标压着，不得不在追求ＧＤＰ、修广场等“形象工程”上下功夫。

　　“这是制度性因素决定的，人是不能去与制度抗衡的。”王一鸣认为，即便是在现有政绩考核制度框架下，也是可以改进的。比如，吸引外资后，不能只是简单地组装，搞加工贸易。地方政府可以少修一条路，多拿出些钱来搞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要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对在职的员工、干部也应该培训，这样做的边际效益很高。对于这些方面，地方政府往往并不重视。

　　“所谓建设学习型社会，不能光喊口号，而是确实要有投入，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做得不够，而这恰恰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他建议，相关部门和地方应跳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从国际利益和宏观利益的高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这样部门利益和大局利益才能合拍。(记者 张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