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中国税务报社举办了“税收政策与宏观调控”专家座谈会。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梁优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白景明，中国发展出版社副社长倪红日，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李健，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围绕税收政策与宏观调控主题作了精彩发言。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指出，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结构性变化，面临着三大难以解决的矛盾。

　　矛盾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我国3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靠通货膨胀支撑的。单纯从物价涨幅角度来看，1988年、1994年和目前阶段算3次高峰。从另一角度看，我国的货币供应量仍在不断加大，广义货币供应量（M2）每年两位数的增长率世界罕见，目前已达到40多万亿元。物价上涨其实是货币供应量释放传导机制在起作用。而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这种传导本身是不充分的。这是因为政府在采取一定的行政措施管控物价，实际的通货膨胀程度并没有通过物价的上涨充分显现出来。目前，压通胀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比如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经济增长率就下降。货币政策从紧，中小企业就会陷入资金链断裂状态。

　　从多年的政策实施情况看，货币政策要比财政政策更为“积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国内经济增长率下滑，中央所采取的财政政策也仅是增发了10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而反观货币政策，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从11%一路下调到2%，这种力度是很少见的。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大幅下调，贷款利率同步下调。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实际上主要是前阶段增大货币供应量的结果。近年来，随着物价不断上涨，国民经济也出现了高增长态势，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拉动物价上涨。这就使得国家的宏观调控陷入两难境地：如果加大抑制通货膨胀的力度，经济增长势必会受到影响；如果任由物价上涨，公众消费又会受到抑制。

　　矛盾二：价格体系改革存在矛盾。我国资源类产品价格长期受到行政管制，这一领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软肋。近年来，国际市场上铁矿石、石油、粮食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大涨，以致我国出现输入型通货膨胀。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2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7%，甚至超过了日本。我们不仅要看到出口依存度很高，更要看到对进口的依存度也很高。我国的能源和铁矿石、技术等大量依靠进口，这是国民经济脆弱的表现。目前输入型通货膨胀势头不减，客观要求政府调整资源类产品价格。如果调，货币需求就会充分释放，同时也将催促政府增发货币，从而加剧通货膨胀。此时，政府或可采取两种手段。一是采取行政手段提高居民收入，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二是出钱承担价格体系改革的成本，对企业和居民给予补贴。但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压力异常大，其中补贴性支出已达数千亿元。如果补贴性支出占总支出的30%，那么支出额就达上万亿元。在其他支出无法减少的情况下，这必然导致债务负担加重。

　　矛盾三：经济增长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矛盾。社会稳定是政府考虑的首要问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会造成失业率提高，高失业率无疑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与别国相比，我国失业率中的每1个百分点，都代表着几百万人失业。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继续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势必会造成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我国现在的问题就是，理论上都明白，应该发展低碳经济，发展第三产业、高技术产业，但现实中又做不到，因为我们没有技术和人才优势，没有管理优势，也没有资金优势，更谈不上资源占有优势。

　　白景明指出，研究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第一，要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的状态。当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今年1月～5月财政收入增长超过30%。目前一些单个税种的收入已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1年的财政总收入。从2008年预算看，企业所得税预算收入为1万亿元，这相当于1994年全年财政收入总额的2倍。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其实是与物价上涨相联系的。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税收收入增长率并不是特别高。我国的税制以流转税为主，这种税制结构决定了我国的税收收入与物价高度关联。税收收入除了总量上的变化之外，还有结构上的变化。比如去年关税收入增长较快，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已超过20%左右。这说明税收收入的高增长与外贸有一定关系。对于当前税收收入高增长的态势，有人认为是政府挤占了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其实这仅仅是经济运行的表现，并不是政府有意识地挤占居民和企业的收入，因为我国的税制是比较稳定的，近期出台的几项税制改革措施也是减税性质的，如增值税转型改革、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等。

　　与财政收入的高增长相比，当前财政支出的压力非常大。目前，我们不仅要看到增收，还要看到超支。由于有各项保障民生的刚性支出，我国目前财政支出的缺口非常大。我国的财政支出有一个特点，涉及民生的支出项目一开始都是广覆盖、低标准，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了广覆盖、高标准。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社会发展战略是各项事业齐头并进。这就会导致财政支出结构高度离散，从而形成尖锐的收支矛盾。

　　第二，要从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控两方面入手。现在各方都在呼吁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但什么都用税收政策来调控是不现实的，国家应当明确税收政策调控的重点。一个国家的税制和税收政策首要目标是筹措收入，宏观调控也要以此为中心。税收政策调控的重点应该在促进节能减排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上。比如资源税改革是广受欢迎的。从中央角度看，这项政策可以抑制资源过度利用；从地方角度看，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对于个人所得税，目前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已得到充分运用，不应再过多地运用了。下一步应考虑采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形势下，不能认为减税的政策就是好政策。在公众对公共产品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大量推出减税性税改政策，而无法推进增税性改革，很可能形成财政危机。目前社会各方面减税的呼声很高，认为货币政策无法松动，就应减税来促进经济发展。这种看法有失偏颇。首先，从世界各国经济看，通胀时期减税会刺激通胀而不是抑制通胀。其次，现在企业负担重，并不是重在税上，而是非税收入。再其次，如果减税，就必须通盘设计，认真研究，先要搞清哪个税高了，是税制上的问题，还是外部条件问题。直接税、间接税、财产税改革应联动。

　　第三，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在调动中央与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同时，实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先不要研究收入如何划分，而要先分清事权的归属。只有明确了事权之后，才能明确支出责任，进而明确收入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