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放贷人条例》由央行条法司负责制定，近期可能上报国务院。”

　　一场没有民间投资参与的“保八”战，结果难以想象。经济增长需要盘活更多的民间资本，而金融改革一定程度上是被经济大环境逼着跑步前进。 

　　安邦咨询公司分析师李明旭告诉本报记者：“存款余额居高不下，如何转化为信贷，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中小企业财务最先出现困难，这是推动《放贷人条例》进程加快的一个原因。”

　　被逼出来的改革

　　经济出现衰退，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却更加顽强。据央行统计，1月份人民币存款增长22.98%，继续跑赢贷款增速。

　　1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9.47万亿元，同比增长22.9%。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8.16万亿元，同比增长22.98%，增幅比2008年末高3.25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1.51万亿元，同比多增1.28万亿元。其中居民户存款增加1.53万亿元。

　　中国始终脱不掉“高储蓄率”的帽子，除了普通居民消费不足，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财富没有足够的投资渠道。《放贷人条例》一旦出台，作为一项制度性改革，居民存款才可能获得解放。

　　李明旭说：“《放贷人条例》将允许居民个人进行放贷，但会对放贷人设置一定的门槛，据称是采取登记制，个人放贷本金要在1000万以上。”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胡志浩告诉本报记者：“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带来一个盘活民间金融的机会，中小企业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而不是财政支持。”

　　李明旭也表示：“大银行往往对应大企业，1月份1.62万亿新增信贷中，主要流向是基建项目和国有企业。民间投资占了GDP的大部分，但是相应的金融支持明显不足。”

　　据安邦咨询公司分析，银行信贷出现两极分化，政府投资项目的“挤出效应”逐渐向民间资本传导。以沿海省份广东为例，截至1月末，广东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35578亿元，同比增长15.2%，比年初增加1823亿元，该增量为历史同期最高，同比多增812亿元。某股份制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行长称，信贷增长流向中小企业的部分不足10%，政府项目和大型国企成为银行资金最安全的归宿。

　　缺乏贷款支持，迫使很多中小企业转而向非正规渠道寻求资金来源。据统计，我国民营企业约80%的资金需求来自于自我积累和民间融资。民间借贷市场的服务对象，正是代表了我国经济活力的中小企业。

　　李明旭说：“民营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民间借贷是历来就有的现象，私人间借贷的规模相当可观，央行出台《放贷人条例》，是对民间资本进行大禹治水式的疏导。”

　　升级版的小额贷款

　　胡志浩告诉本报记者：“《放贷人条例》对个人放贷会有相应的约束，和非法集资、高利贷等行为明显区别，个人放贷需要注册成立专门的机构。”从各方透露出来的信息，未来的个人放贷，其规范条款和小额贷款公司非常相似。

　　2008年5月银监会联合央行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指导意见》，随后各地迅速启动试点。2009年1月份，北京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大兴兴宏贷款公司获批筹建。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副主席王自力说：“小额贷款公司正在兴起，但严格意义上，它们并不是金融机构，仅靠自有资金，也很难滚动式发展。此外，民间资本涌进来，不少人的动机还是想通过灰色渠道低息吸收存款，再高额放出。”

　　李明旭说：“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受到诸多条款限制，对中小企业融资效果并不明显。管理办法规定小额贷款不允许吸收公众存款。因为只贷不存，一家公司的业务总量被限制在几千万上下。”

　　据了解，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由政府在推动，并不是纯粹的民间行为。各地的实施办法还规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低于1亿元。仅注册资本一条，就把绝大多数的个人放贷者挡在了门外。

　　杯水难解渴，试点中的小额贷款公司并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要求，而真实存在的民间信贷却缺乏法律保护。

　　李明旭说：“2008年以来，商业银行一再收缩信贷额度，江浙民营企业纷纷倒闭，民间借贷的风险问题也浮现出来。由于没有明确的法规保护放贷人，一些从民间获得贷款的企业即使没有财务问题，也可能赖账不还。”

　　王自力也表示：“民间借贷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条例出台后，最大的意义在于规范借贷行为，并给借贷引起的纠纷提供相应的法令依据。”

　　王自力认为：“如果将农村信用社改制为上万家小金融机构，并且将它们的业务限定在一定区域，这类小金融机构熟悉当地的市场，可以灵活服务于民间，高利贷也就不会像今天这么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