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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杰:减个税、提起征点才能使居民敢消费能消费
核心提示:
来源:人民日报 日期:2009-5-31

  对于如何有效地扩大内需,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魏杰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必须通过提高居民收入,降低银行利率、建立完善的制度环境、增强居民对未来的利好预期等方式来促进居民的个人消费需求;同时,还必须在政府公共投资方面下工夫,提高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比例,以促进居民的公共消费需求。

  启动居民个人消费需求

  问:在启动居民个人消费需求方面我们怎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魏杰:我们必须在居民收入性消费、信贷性消费和预期性消费三个方面做出努力。在居民收入性消费方面,关键是如何提高居民收入,使居民敢消费、能消费,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制定相关措施: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经济统计的角度来分析,当国民收入创造出来之后,国家获得这种分配的方式主要是财政收入,其中又以税收为最重要的方式。在内需不足、国家要刺激消费需求的背景下,应该让居民所得更多一些,国家拿得更少一些,主要的方式是减免税收,尤其是减免个人所得税,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办法,切实减轻居民的税负。

  第二,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主要解决的是货币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利益分配问题,数额非常巨大而且涉及面广。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本过剩,便形成了资本能力较强、在初次分配中占有支配地位的现象。企业利润很高,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一直提高不快。

  第三,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以及财产运营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提高农民和落后地区收入

  问:农村和落后地区的群众收入该如何提高?

  魏杰: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是一个十分重要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政府不可能给农民发钱,提高农民收入只能采取间接的方式,提高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比如提高粮食价格水平,现在应当进一步放开粮价,让农民享受到粮食相对稀缺带来的涨价效益,同时,也可借助粮价的上涨缓解供求形势。此外,推行城乡一体化政策,让农民享受到平等的公共品服务;促进耕地和宅基地的流转等,这些对提高农民收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提高经济落后地区人们的收入。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投入到中西部落后地区,然而效果并不明显。我国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在近年来一直十分平缓,说明现有的扶贫方式效果有限。现在来看,单一的财政转移支付是不足的,因为这些钱到了落后地区之后,仍然是在财政系统内打转,多数用作了供养财政人口的支出。因此,应该多管齐下,既要为落后地区的低收入人口提供生活的基本保障,同时,更要提高地方的造血机能,通过教育、培训、劳务输出等方式,为其提高就业和创业的各种机会,切实提高其收入水平。

  促进居民预期性消费

  问:消费环境和消费预期的制约如何解决?

  魏杰:在居民信贷性消费方面,可以从两方面入手来进行鼓励:首先要降低利率。利率越高,则信贷性消费的成本越高,因此,如果要有效促进居民的信贷性消费,就必须降低利率;其次是要完善制度环境。我国信用系统还很不发达,严重制约了消费性信贷的发展,今后应该继续完善信贷性消费的制度环境,如建立抵押物估价的统一市场、放宽担保限制、建立和扩展居民个人信用体系等。但同时,在鼓励信贷性消费的过程中,一定注意把握好“度”的问题,既要鼓励,又要避免过度刺激。目前,我国还不能鼓励全民的信贷性消费,只能是循序渐进地对部分居民分层次、分步骤地进行鼓励。这样,才能既有效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又最大限度地避免风险,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促进居民预期性消费方面,必须增加居民的利好预期,最大限度地减少利空预期。预期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层面,一个是在宏观层面,即居民对未来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判断;另一个是在居民家庭层面,它包括的内容更广、更具体,例如有无失业的可能、退休之后能否有稳定的收入、养育子女费用是否提高等。简单来说,又可将全部预期分作“利好”和“利空”两种,如果居民预期利好,就会增加当期的消费;如果预期利空,就会减少当期的消费。

  满足居民公共消费需求

  问:启动居民公共消费需求具体该有哪些举措?

  魏杰:居民公共消费是国家为改善居民的生存条件进行的支出,包括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第一,扩大医疗卫生方面的公共消费,提高政府财力在医疗卫生总费用中的支出比例。

  第二,扩大教育支出刻不容缓。由于国家在文化教育领域投资不足,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消费水平下降了,很多家庭削减其他各种消费,节衣缩食,为孩子将来的教育攒钱,更是进一步压低了这些家庭在其他方面的消费需求。扩大教育支出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动力,应当成为一个长期战略。

  第三,应当加大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之内,建立起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应当将两亿多农民工尽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为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撑起保护伞。

  第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必须考虑到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政府不应该替代市场的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防止其成为与民争利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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