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之一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是税收。如何认识税收与GDP、税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一道难题。上海市国税局总经济师刘新利认为，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二者的周期变动大处同、小处异，波动幅度有差异；税收与GDP关系密切，但GDP的增长并不能单独决定税收增长，税收增长还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记者：税收增长与GDP增长经常不一致，有时甚至严重背离。税务系统内外对二者之间的关系阐释较多，有人甚至得出了GDP与税收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作为一名研究数量经济学的专家，你认为GDP与税收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它们应该是什么关系？

　　刘新利：税收与GDP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说税收与GDP没有什么关系是错误的。在学术上，税收与GDP的关系问题就是宏观经济里面税收周期和GDP周期的关系问题。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它分别从价值构成、收入分配和使用去向三个角度，用生产法、收入法和使用法三种核算方法来反映最终成果的形成、分配和使用过程。税收既来自生产过程，也来自分配和使用过程，因此可以说GDP是最大口径的税源，税收总量与GDP在核算口径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决定税收增长上具有基础性作用。如果只能选择一个经济指标分析税收，那GDP是唯一选择，没有其他指标能替代GDP。因此，一般用GDP来衡量经济规模和描述税收负担和增长弹性。

　　记者：近年来，税收与GDP之间的关联度怎样？能否用一些实际数据来给我们描绘一下税收与GDP之间的关系大致是什么“模样”？

　　刘新利：税收周期表现为税收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从1984年以来我国税收周期运行情况看，有几个税收增长的高峰年份，这些年份的GDP的增长率也较高。

　　1984年、1985年是税收增长的高峰年份。1984年税收增长率为17.31%，同期GDP的不变价增长率为15.20%；1985年税收增长率为32.43%，同期GDP的不变价增长率为13.50%。可以看出，税收与GDP的增长率大体一致，但还是有差距。

　　1988年又是一个税收增长的高峰年份。当年税收增长率为17.58%，同期GDP的不变价增长率为11.30%。

　　1994年、2000年、2004年和2007年也是税收增长的高峰年份。1994年、2000年、2004年和2007年，税收增长率分别为23.13%、22.79%、25.69%和31.39%。同期GDP的不变价增长率也较高，分别为13.10%、8.40%、10.10%和13.00%。这说明GDP的增长率是税收增长率的决定因素。

　　从数据来看，1996年以后，GDP的不变价增长率波动幅度在缩小，波动幅度在7.60%（1999年）～13.00%（2000年）之间。之前GDP的不变价增长率波动幅度在3.80%（1990年）～15.20％（1984年）之间。1996年以后，GDP的不变价增长率与税收增长率的波动差距也在缩小，但税收增长率继续维持原来的波动，总体差异还在拉大。其间，还出现了3个税收低增长年，同期GDP的增长率也相对较低。

　　从这些年的数据来看，税收高增长或低增长与GDP的高增长或低增长具有大体一致的趋势，周期形状大处同、小处异，波动幅度有差异，有时差异还非常大。显然，税收与GDP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这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在左右这两者的关系。

　　记者：还有哪些因素在“全面”影响税收与GDP的关系？

　　刘新利：经济、政策、征管三大因素的变动决定了税收的一切特征，包括我们上面说的税收增长。税收的总量与增长、结构与周期、税负与弹性，是税收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都由经济、政策和征管三因素的相应特征共同决定。

　　在影响税收的经济、政策、征管三大因素（简称三因素）中，税收与GDP的关系问题只是税收与经济关系下面的一个再下一层次的问题，处于税收体系的第三层。GDP是反映经济总量的核心指标，但不是经济的全部。

　　记者：也就是说，GDP的增长并不能“单独”决定税收的增长，税收增长要受到经济、政策、征管三大因素的共同影响。

　　刘新利：对。三因素对税收的影响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量影响，二是结构影响。其中，经济、政策、征管三因素的总量总体和结构状况决定了税收规模；三因素总量总体和结构变动影响，决定了税收增长率。

　　进行数量分析必须选择特定的指标。用GDP、平减指数（指没有扣除物价变动的GDP增长率与剔除物价变动的GDP增长率之比）、宏观税负三个指标代表经济、政策、征管三大因素，它们的变动率代表三因素的变动率。其中，GDP代表的是经济规模，平减指数代表的是价格总水平，宏观税负反映的是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和征管水平影响。GDP增长率反映的是经济规模的变动率，平减指数的变动率反映的是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宏观税负的变动率反映的是经济结构、税收政策和征管水平的变动影响。从中可以看出，税收增长率的变动受到GDP增长率变动的影响，同时又受价格变动、经济结构变动、税收政策变动以及征管水平变动的影响。

　　如果笼统地谈税收与GDP是什么关系，然后简单地得出税收与GDP一致或不一致、背离还是不背离的结论，是不科学的。把税收与GDP的关系简单地等同于税收与经济的关系也是不正确的。它一是忽略了经济结构对税收的影响，二是忽略了税收政策和征管对税收的影响，而这些被忽略的影响又对税收具有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经济结构、税制和征管结构处于显著变动时期，应特别关注结构影响的作用。

　　在反映三因素的三个指标中，应该说宏观税负问题是最复杂的税收定量分析问题，它是多因素的综合反映，左右着税收增长率的波动。

　　记者：宏观税负能达到左右税收增长率波动的程度？

　　刘新利：对。宏观税负由经济结构、政策和征管水平决定，体现了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经济总量对宏观税负没有直接影响。经济大省不一定是税负高的省份，就是因为经济总量对宏观税负没有直接影响。

　　先看政策、征管对宏观税负的影响。政策决定的是法定税负的高低，征管水平决定的是政策的实现程度。比如说，法定税负是30%，实际税负是20%，说明征管水平是66.67%或等于2/3，这就是征收率的内涵，代表了征管水平的量化指标。

　　定量分析政策、征管对税负的影响，也是税收分析的难点之一，我在这里不展开分析，重点谈一下经济结构对税负的决定性影响。

　　经济结构对税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影响，通过生产法GDP的结构来体现。生产法GDP是总产出扣减中间投入后的余额，也就是经过企业运营在中间投入上产生的附加值。这个过程与增值税的形成过程完全一致。并且各次产业的总产出、增加值也构成了本产业的税收来源。一般来说，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税负较轻，第二产业税负较重，第三产业税负最重。如果税负较轻的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则整体税负就会上升，在GDP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税收增多。产业结构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对货物劳务税类分量的影响上，通过结构变动影响增值税、消费税“两税”和营业税及城市维护建设税。二是分配结构影响，分配结构直接影响到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税收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税负水平。三是使用结构影响。四是资产结构影响。资产是经济运行的条件和结果。经济结构对税负影响的过程可以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关系和系统的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集中表现为生产方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分配方的分配结构的变动，使用方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三驾马车”比重的变动以及资产结构的变动。这些变动又集中反映为税收负担的变动，决定税收增长率的方向和波动幅度。同时，经济结构的变动也决定着经济周期的形成，深刻地影响着税收与GDP的周期关系。

　　记者：根据你上面的分析，多种因素决定了税收的增长。那么，在这些因素中，到底谁在起主导作用？

　　刘新利：经济决定税收，因此经济周期对税收周期的形成起到基础性决定作用，但不是全部。税收周期同时还受政策和征管周期的影响。大体看，经济周期上行期，税收增长因经济上行、政策增收、征管力度加大，会出现比GDP增长更快的增长；经济周期下行期，税收增长因经济下行、政策减收、征管力度减弱，会出现比GDP增长率更大的降幅，甚至深度下降直至负增长。

　　记者：GDP增长与税收增长好像是一种“你快我更快，你慢我更慢”的关系？

　　刘新利：可以这么说。税收周期主要取决于经济周期，通常以GDP增长率变动为标志性指标判定经济周期的特征。

　　上行期与下行期GDP的增长率及其相应的结构性总量指标的变动情况，基础性地决定着税收增长率。在经济下行初期，税收增幅的下降慢于GDP增幅的下降。随着经济的逐步深度下行，税收增幅下降幅度大于GDP增幅的下降幅度，并进入负增长期。当经济走出低谷，开始上行时，税收增幅与GDP增幅的差距越来越小，并随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开始超越GDP的增幅，弹性大于1，同时随经济增长的加速而以快于GDP增长的速度增长。从主体税种的增长与主要经济指标的关系上可以看出这一点。

　　增值税。经济下行之初，企业迫于资金回笼压力，降低存货水平，所谓“去库存化”，引起存货下降快于销售下降的现象。增值税增长减速，但进项税收减速慢于销项税收减速，增值税缓慢减速。当经济深度下行时，一方面，销售收入急速下降，导致增值税迅速减少；另一方面，当期增加值由直报企业的实际增加值和非直报企业的测算增加值构成，而非直报企业的测算增加值是由当期总产出和上期相对较高的增值率测算而来，增加值又虚高一块，增值税增速与增加值增速相对为低，税收快速下行。当经济开始复苏时，两因素反向运行，税收相应变动。

　　营业税。经济下行之初，货物需求下降，开始影响货物运输和服务业发展，但原订合同仍在执行，营业税开始缓慢下降。其后运输业务量和服务价格比经济活动量降速更甚，营业税快速下降。经济复苏时，合同期缩短，价格回升缓慢，营业税缓慢增长；再至高峰时，运输与服务需求快速上升，价格则以更快的速度上行，营业税出现比业务量更快的增速。

　　企业所得税。经济下行之初，利润率逐步下降，企业盈利越来越少（且利润更多地来自于成本费用的缩减），亏损范围逐步扩大。但这时仍然对盈利的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并不对亏损企业的亏损退税，企业所得税的下降慢于全社会利润水平的下降。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出现亏损，全社会利润增长率大大低于GDP的增速，企业所得税最多能保持与利润同步，其下行速度将随利润减少和亏损增多而快速下行。当经济开始复苏时，原来亏损的企业开始盈利，但却需要弥补前期亏损。企业有利润，但还没有所得税，税收增长缓慢。随着经济的继续高涨，企业所得税出现比利润更快的增速。

　　个人所得税。经济下降初期，居民收入缓慢下降，个人所得税也缓慢下降。经济继续下降，居民收入显著下降，累进性个人所得税快速下降。待经济复苏后，就业状况回暖晚于消费和投资，只有当经济稳定复苏之后，企业才会增雇人员，职工或居民的收入相应增长，且新雇人员的工资都处于同类岗位的最底层，人均收入水平低，赋税能力低，个税增长慢。待高涨期到来，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个人所得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总而言之，税收周期与经济周期相伴而生，大体同向波动，但在波动程度和时间上不完全一致。

　　记者：前面你用了一些实际数据给我们描绘了税收与GDP之间的大致关系。你能否仍然用一些实际数据描述一下经济、政策、征管三大因素对税收的总体影响？

　　刘新利：前面说到，经济、政策、征管三大因素的变动，表现为GDP、平减指数、宏观税负三个指标的变动，三个指标的变动决定着税收增长率的变动。从1994年以来我国税收周期运行情况看，有四个高峰年份和三个低增长年。四个高峰年份分别是1994年、2000年、2004年和2007年，税收增长率分别为23.13%、22.79%、25.69%和31.39%，同期GDP的增长率也是最高的，分别为13.10%、8.40%、10.10%和13.00%，说明GDP的增长率是税收增长率的决定因素；同期，价格变动率相对为高，分别是20.61%、2.06%、6.91%和7.45%，说明价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税收增长率走势；同期，税负变动率除1994年为-9.73%外，其他三年分别为10.99%、6.78%和8.22%，说明税负变动是决定税收增长波动的主因。三个低增长年份分别是1998年、2002年和2008年，税收增长率分别为10.55%、12.07%和17.01%，同期GDP的增长率也相对为低，分别为7.80%、9.10%和9.00%；价格变动率也较低，分别是-0.86%、0.58%和7.20%；税负变动率也最低，分别为3.44%、2.13%和0.13%。从税收高增长与低增长两种趋势上看，税收周期是由GDP增长率、价格变动率和税负变动率共同决定的，其背后反映的是三因素的变动影响。

　　深入认识税收与经济的关系意义重大。积极运用税收经济关系，一方面通过系统精准地观察跟踪经济发展情况，能较为准确地把握税收的运行态势和走向；另一方面，利用税收对经济的反映功能，增加对经济运行情势的判断精度，能为宏观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从而能在更广范围和更高水平上全面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