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其他税种与税率以及政府支出不调整的情况下，单纯开征环境税，显然会提高经济主体的成本，使需求减少，产出下降，影响经济增长。这也是政府对开征环境税最主要的忧虑之一。但是，如果以开征环境税作为契机，对包含环境税在内的税收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甚至在政府支出方面也作出相应调整，那么环境税将有可能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还能进一步发挥增加产出、促进就业、优化分配、调整结构、提高效率的作用，即所谓的第二重红利，也被称为“蓝色红利”（blue dividend）。

　　较之“绿色红利”而言，“蓝色红利”实现的条件与机制更为复杂。促使环境税能够发挥双重红利的关键，在于以开征的环境税来替代其他税种中的扭曲性税收。例如，可以依托开征环境税所增加的税收收入，综合减免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税收，避免单方面的成本上升，从而稳定产出。一旦企业在环保技术方面有突破，降低了减排成本，那么还可以增加产出。又如，开征环境税之后减免劳动税收，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劳动成本，增加用工需求，而且还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收益，增加劳动供给，进而促进就业增长。再如，利用环境税收专门减免某些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可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此外，即使不进行其他领域税收的调整，单纯依靠环境税收进行节能减排方面的政府投资，也有利于拉动就业与增长，并且在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的同时，助力于产业结构调整。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需要通过以开征环境税为核心的结构性税收调整，力求兼得双重红利，实现可持续发展。